《接線員》：困住強大製作的平庸電影

飾演緹娜的紀培慧，在電影中被導演變成一塊木板。（翻攝自moviemovie.com.tw）

文／壁虎先生

（本文包含《接線員》的所有雷點，閱讀請自行斟酌）

　　旅居英國的台灣留學生緹娜（Tina）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經濟狀況的每況愈下迫使她不得不放棄在雜誌社的實習機會，不順利的求職過程和同居男友的同時失業正一點點地消耗掉她的僅存積蓄，輾轉找到了「接線員」的工作機會卻意外發現雇主經營的是主打華裔女子的非法色情按摩院，儘管自身不用親自下海，這仍令緹娜驚愕。在暫時做做的心態下緹娜勉為其難地開始接起一通通尋歡客的電話，成為青樓雜工，也和同樣漂泊異鄉的小姐們產生了一定的情感。然而有些工作的共患難要求往往遠大於工作者對他們所能獲得的報酬的想像，尤其是躲在暗處的那些。

　　往往是一部電影平庸與否的最早指標的是配樂怎麼用，未必關乎配樂師，而更關乎導演跟配樂師要什麼。在只有兩顆鏡頭尷尬地過短的紀培慧在月夜芒草中的序和《接線員》字卡之後，我們切到在倫敦街頭穿著套裝奔波的緹娜，然而從配樂出現並揭露了導演跟配樂師要了最無聊的東西的那一刻起，電影便毫無疑問地被困在平庸之中，而呼應著它的，則是開頭幾場求職戲除了給予我們關於主角身份和經濟狀況的客觀資訊外的乏善可陳。

　　這樣的平庸同時也被體現在紀培慧的臉上。相當可惜地，紀培慧被導演要求演一塊木板。但既然你要紀培慧演一塊木板，你能做的最差選項就是把鏡頭釘在她的臉上看（而很遺憾這正是導演的基本策略）。調度的不知所措和美學想像的貧乏導致鏡頭總是只能以手持特寫毫無動機地鎖著演員的臉，也讓電影總體總是缺乏景深鏡頭的呼吸空間，顯然導演對寫實主義調度有種相當根本的錯誤理解。

《蜘蛛人：返校日》約翰·休斯和川普美國的庶民英雄

我們不只一次在不同的電影中看到蜘蛛人出現在美國國旗前。（翻攝自IM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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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包含《蜘蛛人：返校日》的所有雷點，閱讀請自行斟酌）

　　在山姆·雷米（Sam Raimi）的《蜘蛛人3》（Spider-Man 3）毀滅性地失敗之後（雖然錢是賺了不少），SONY找來了《戀夏500日》（500 Days of Summer）的馬克·韋伯（Marc Webb）試圖重新將蜘蛛人接回原著的地氣，然而接地氣談何容易，絕非多放一點校園這麼簡單。直到兩部電影的表現平平逼著SONY和漫威達成協議將蜘蛛人送回老家，我們才赫然發現強‧瓦茲（Jon Watts）的《蜘蛛人：返校日》（Spider-Man: Homecoming）其實就是SONY當初找來韋伯理論上應該要拍出來但沒有拍出來的東西。

          它的天才之處，不同於韋伯的版本，正在於替後雷米蜘蛛人真正找到了它的精神原型：八零年代YA電影（Young Adult Films）大師約翰·休斯（John Hughes）。透過把《蜘蛛人：返校日》變成一部有1.7億美元預算的休斯電影，在所有青少年都跑去看《飢餓遊戲》（The Hunger Games）跟《分歧者》（Divergent）的時候，反而在一個相對沒有過多復仇者聯盟（The Avengers）包袱的空間裡，用一種很indie的精神弄出了一個非常遊戲性跟自我指涉意味的淘氣YA喜劇將我們重新帶回校園。

《台北物語》：一個對台灣電影意識形態困局的精準回應

頗負盛名的慾望MOTEL，「慾望」和「享樂」是這裡的關鍵字。（翻攝自youtube）

原文刊載於《上報》：《台北物語》：一個對台灣電影意識形態困局的精準回應

（本文包含《台北物語》的所有雷點，閱讀請自行斟酌）

最近成為邪典現象的《台北物語》終於風光下檔，壁虎先生也終於知道和兩百多人一起在大廳看《台北物語》是一件多麼歡樂的事。可以想見，這真的是一部很爛的電影，垃圾般的聲音處理、極盡庸俗之能事的音樂選擇、毫無概念、組織可言的鏡頭調度和剪輯模式、粗劣的台詞到近乎不可置信乃至不可思議的演員表演，罄竹難書，沒有用文字形容的可能。然而正因為已經爛到了一個極限，透過某種神祕的吸引力，一種令觀眾不禁想要拍拍製作團隊肩膀的同樂會趣味讓《台北物語》造就了另類的票房奇蹟。

然而莫因此以為它在策略上不是精算的。事實上，它的特質很像是齊澤克對於A片的分析（註１）：A片的劇情往往是如此愚蠢，它體現的其實是一種心理上的提前破壞，一種禁令，一種對於觀眾本真投入的破壞，或者說，就是因為它蠢到你沒有辦法把它的劇情認真看待，你才有可能在一個安全的位置上，單純地享受它的性愉悅。我們於是乎似乎可以提問：那《台北物語》的性愉悅是什麼？它是透過怎麼樣的結構運作？它的禁令又在哪裡？而這些問題似乎指向關於《台北物語》為何能成為邪典現象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