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酷的溫柔》：其實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不是很有關係

《殘酷的溫柔》劇照。（圖：IMDB）

文／壁虎先生

（本文包含《殘酷的溫柔》的所有雷點，閱讀請自行斟酌）

烏克蘭導演瑟蓋‧洛茲尼察（Sergei Loznitsa）去年坎城影展的競賽電影《殘酷的溫柔》（A Gentle Creature／Кро́ткая）（他曾以《在霧中》（In the Fog）拿到競賽單元的費比西影評人獎），在上映時被宣傳為改編自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的同名短篇小說〈溫順的女人〉，然而首先你必須要知道的是，這部電影除了片名之外，跟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這篇小說幾乎是八竿子打不著關係。

首先講一下〈溫順的女人〉，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這篇小說，講的是一個當舖掌櫃的妻子跳樓死了，他回憶起自己從第一次碰到這個少女到她死亡這段時間所發生的事，全部是由當舖掌櫃的第一人稱獨白所構成，沒有其他人的視點。這篇小說曾經數次改編成電影，其中一次是1969年由布列松（Robert Bresson）改編，也是布列松的第一部彩色電影。跟《扒手》（Pickpocket）和《驢子巴達薩》（Au Hasard Balthasar）在精神上轉譯《罪與罰》和《白癡》不同，布列松的《溫柔女子》（Une femme douce）除了移到當代法國，基本上情節照拍，明顯地有被文字結構和原著觀點束縛，雖然和《鄉村牧師日記》（Journal d'un curé de campagne）一樣充滿獨白，然而牧師的內省性質本身讓獨白相當自然地融入影片之中，掌櫃在這裡被變成不得不和女管家不斷「言說」，鏡頭也被迫不斷從回憶切回妻子屍體前的掌櫃，調度自由度明顯受到影響，同時影像的具體化性質（我們變成客觀地見到他們的生活）也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小說中妻子作為純粹「注視」的創傷性質，以及對於讀者而言，意識到人（妻子）在他人（主述者／掌櫃）的回憶／敘述中被徹底對象化（對映著主述者在整個故事中對妻子的權力）的恐怖（為了達到這些效果，《地下室手記》式的視角結構顯然是刻意為之）。不過布列松依舊精準於從演員身上扒出一種精神狀態，表演冷漠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整體調度和氛圍已經很有後來《金錢》（L’argent）的味道。

1969年布列松《溫柔女子》捷克版海報，由Olga Poláčková-Vyleťalová所作，令人不可思議地痛徹心扉。（圖：mubi）

回來《殘酷的溫柔》，洛茲尼察的電影講的則是一個當代中年女人寄給監獄中丈夫的包裹被退了回來，問不出所以然所以只能親自跑去西伯利亞（也是一個非常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劇情），結果越來越徒勞的故事。電影最精彩的部分，是被捕捉在長鏡頭中的，這個女人在她的奧德賽中所碰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們和他們的精神狀態，導演在處理這些素人演員上確實非常有一套。這種浮世繪令人想起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在《安德烈‧盧布列夫》（Andrei Rublev）中如何透過盧布列夫的旅程拍攝各色各樣的世俗小人物。主人翁在這部電影中彷彿只是這些人物生活中的過客（在很多場戲中，電影都是在這些人物上停留足了，才在最後帶到主角），透過這種對人物舉止的細膩觀察，電影生動地描繪出這個壟罩在政治極權和功利主義下的西伯利亞「監獄之城」中，微觀的人心墮落和屈辱（甚至令人懷疑這個當代的監獄小城和《死屋手記》外的那個小城比起來，到底是更好還是更糟）。

然而電影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雖然最後突如其來展開的超現實夢境（主人翁潛意識中的人民大會──實際上是批判大會）的確是控訴訊息太直白而且拖得太長，以致於顯露出電影在這裡為了直面政治控訴而顯得有點枯瘦的過時想像力，這個致命的缺陷要比它來得更加根本：電影中的女主人翁幾乎就是一個受體，一個電影為了展開這個浮世繪而設計的載體，幾乎沒有任何主體性可言，她的功能性支配了她的存在。當然她是被導演刻意設計成一個消極的角色，以作為某種集體精神／客觀狀態的喻體呼應電影「溫順」的題名，然而導演顯然沒有為這個角色的精神狀態切出某種縱深，藉以支撐兩個半小時的片長跟種種發生在她身上的衰小，以致於她是誰其實不是很重要，重要的似乎只是她的消極所承載的政治訊息，也因此連「自然主義」、「寫實」的理由在這都十分啟人疑竇，或許她最積極的可能反抗也僅止於跑到西伯利亞在監獄門口站著，但消極抑鬱的主人翁並不意味著扁平，並不意味底下沒有蒸騰著的什麼，在這裡倒比較像是導演對自己的主體和美學開創力的漠不關心。

回到杜斯妥也夫斯基和他的〈溫順的女人〉，在這裡倒不是要因為電影與小說的背離，或者因為它僅取其意象而未取其實而譴責它，而是因為，非常反諷地，杜斯妥也夫斯基不只不可能讓他的主人翁「只是一個受體」，事實上「溫順的女人」這個題名正是一個反諷：這是主述者為他妻子下的標題，他的妻子事實上根本一點都不溫順，她不只是從開始就反抗這個丈夫／掌櫃，在某一刻差點用手槍殺死他，甚至再也沒有比因為矛盾自罪感而自殺這個「溫柔」的舉動更能體現她存在的主體的「不溫柔」的了。也因此雖然電影有意取「被溫順」這個命題，關於這個「被溫順」中的「溫順」本身如何「不溫順」卻沒有任何描繪，這個問題，洛茲尼察就算取任何其他片名也依舊存在，引用杜斯妥也夫斯基就被十倍地放大了，當初給予他靈感的故事本身針對精神結構的複雜所給予的警示，在電影中徹底被丟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