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胎師》：面對黑日

（圖／《墮胎師》臉書）

文／壁虎先生

原文刊載於《The Affairs 週刊編集》第四十三期（2021.02出刊）
（內文會有本片暴雷，由於本片尚未有台灣院線上映機會，各位閱讀可自行斟酌）

去年金馬影展，台灣影評人Ryan（鄭秉泓）在看完《墮胎師》（The Abortionist）之後在 Facebook 上寫道「很糟，不配兩個提名，連一顆星都不配」、「陳果導演生涯劣作」。他的評價、這個評價所受到的歡迎，以及它和今日越趨取巧矯媚的台灣電影所受到的吹捧的對比，是如此地令我感到恐怖，以至於我必須要至少提出一點我對這部影片的看法。

《墮胎師》的神秘而幾乎遭受到的徹底誤解，起源於陳果一個幾乎不可能的嘗試： 180度地重設他的角色及其象徵秩序，就像林區（David Lynch）在《雙峰：回歸》（Twin Peaks: The Return）中從紅房間（The Red Room）中召喚沉睡已久的庫柏（Dale Cooper）回到世間，與已經令雙峰鎮陷入永夜的黑庫柏戰鬥一樣，《墮胎師》中由白靈飾演的珍姐，是陳果從紅房間中招喚來與《餃子》（Dumplings）中的媚姨戰鬥的白庫柏。《墮胎師》因而是一張被倒過去的惡魔牌，我們處在一個倒映的世界，而我們必須在這裡重掌自己的命運。[1]

我們因而不該再像對《香港有個荷里活》（Hollywood Hong Kong）那樣可以只用一種熟悉的乾癟去人化政治隱喻去解讀它，更不該去期待一個對早期陳果狂奔香港的回歸，因為那個《細路祥》（Little Cheung）所奔跑著的街道，已經不復存在。事實上，《細路祥》是向外的電影，而《墮胎師》最令人驚喜而意外，也最被漏接的性質是，它是一部向內的電影，它關於在一位母親心中掙扎求存的善，但它更折射出了一個作者對其自身創作痛定思痛的重思，及其對自身之脆弱與痛苦最私密的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