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uble R Diner的燈滅了

《雙峰：回歸》中的諾瑪。

文／壁虎先生

我想雙峰鎮的鎮民最近應該都已經知道，飾演我們最心愛的RR店主諾瑪（Norma Jennings）的佩吉·利普頓（Peggy Lipton）在最近離開了我們，享年72歲。

雖然對那些25年前就生活在雙峰鎮的老朋友來說，「老去」與「死亡」幾乎就是第三季所有人的故事核心，但當諾瑪在2017年再度無預警地出現在RR的吧台前並重新以逆天的美震懾住我們的時候，我們以為諾瑪不會老去。

對利普頓我也只知道她在《雙峰》裡的樣子。在一、二季裡的雙峰鎮RR店主，賣全世界最好的咖啡跟甜甜圈跟櫻桃派，FBI探員庫柏的說法是「派如果上天堂大概就是來這裡」。永遠在罩愛上壞男孩的壞女孩、常出包的員工雪莉。年輕時也愛過壞男人，但現在只想跟老實好男人在一起，但老實好男人年輕時為了一些白癡的賭氣跟不愛的人結婚了，兩個成年人只能半夜躲在雙峰森林裡的卡車直到收音機的聲音不見。然後壞男人終於出獄了，勾勾纏云云。You get the idea. Soap opera stuff.

但如果林區有什麼座右銘，那就是他永遠不會小看通俗劇人物中的善惡。

''I'll be fine here.''，諾瑪在第二季第七集安慰雪莉，現在再看這段，能難平靜。

很難想像利普頓曾經在60年代末是多不得了的女神，事實上林區也不知道，據他的說法，他沒看過《The Mod Squad》，只是在看到利普頓的時候發現「啊這就是諾瑪！」而已。

曾經在60年代過上一段嬉皮生活，也曾經被一個叫保羅‧麥卡尼的渣男渣到，演過《The Alfred Hitchcock Hour》之類的東西，直到在1968-1972年的ABC影集《The Mod Squad》中飾演嬉皮女主而爆紅，這個講述三個惹上麻煩的嬉皮作為交換條件，必須幫警察執行臥底任務的影集，號稱是主流電視劇首次描繪嬉皮文化的嘗試。

以《The Mod Squad》的角色，利普頓拿過金球獎（提名了四次），出過專輯，單曲上過Billboard，後來跟大名鼎鼎的昆西·瓊斯（Quincy Jones）結婚，之後就漸漸淡出螢光幕過家庭生活，直到1990年和昆西·瓊斯離婚，並且在同年以另一個ABC影集《雙峰》中諾瑪的角色重出江湖。

《異裂》結尾的訊息：我們必須重新政治化我們的症狀

奈．沙馬蘭的《異裂》和黑澤清的《散步的侵略者》或許正是當代的《失嬰記》（Rosemary's Baby），它哭求著的是，我們面對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的「無名的問題」，急迫地需要一種新的可能，一種新的政治語言，這是玻璃先生的信念，奈．沙馬蘭的信念。（圖／IMDB）

原文刊載於《關鍵評論》：

【舊片重溫】《異裂》結尾的訊息：我們必須重新政治化我們的症狀（上）：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8268
【舊片重溫】《異裂》結尾的訊息：我們必須重新政治化我們的症狀（下）：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8277

文／壁虎先生

「在錯誤的生活中，沒有正確的生活。」（Wrong life cannot be lived rightly.）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在《最低限度的道德：對受損的生命之思索》（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中如此寫道【註1】。

我想再也沒有比這句話更能精準捕捉《異裂》（Glass）中的玻璃先生（Mr. Glass）的呼求了。《異裂》是一部傑作中的傑作，而我們再度缺乏有意義的語言去指認它。【註2】作為一部最謙虛的英雄電影，奈．沙馬蘭（M. Night Shyamalan）做到了那些最偉大的電影都應該做到的，賦予他們的角色應有的道德肅穆與尊嚴。

在2000年的《驚心動魄》（Unbreakable）中，布魯斯．威利（Bruce Willis）飾演大衛．鄧恩（David Dunn），一個抑鬱（melancholy）的足球場保全，一個曾經對足球員未來有所想望的，如今他自己的鬼魂 （ghost of his former self）。他的抑鬱是可能性的喪失，是「總還會有不止如此的什麼」的提問能力本身的喪失，他的消極平衡被一場火車意外震動，連同他童年在泳池被霸凌的創傷，他平庸的生活和低社經地位的勞動，爆發出一個黑洞，一個持續籠罩的陰鬱色調。他的抑鬱是他不再能夠找到勞動與生之意義的尊嚴，他發現自己被永遠按在那個童年的泳池裡。

2016年《分裂》（Split）中的凱文（Kevin Wendell Crumb）和他的23個人格是另一個被囚禁的幽魂，被禁錮在流逝的永遠無法完成的不同可能性之中，被禁錮在童年母親長期施暴的創傷裡。這個禁錮實體化為動物園地下室不見天日的蒸氣管線，從動物園管理員／動物的矛盾現實主義（realism）中掙扎出去捕捉到「光」（light）的肉體化的意志，「邪軍」（The Horde）信仰中的「野獸」（The Beast）的降臨。

而還有誰比成骨不全症（Osteogenesis Imperfecta）的伊萊亞．普萊斯（Elijah Price），他的現實被體驗為無法穿透的、讓他支離破碎的一切，更了解精神磨難為何物？這是奈．沙馬蘭的超級英雄，被禁錮在痛苦中的幽魂，一個私刑者、一個野獸和一個恐怖分子。


任何的暴力都是一個象徵困局的「行動化」（acting out），而終於將三個角色集合在一起的《異裂》被獻給玻璃先生，正預示一個革命，那個邪軍在電影片頭耳語著終究不會降臨的革命。

《異裂》是一個甦醒的召喚，一個政治宣言，就像《雙峰：回歸》（Twin Peaks: The Return）透過道吉（Dougie）的沉睡哭求人們從他們的日日愚行中甦醒，它不只是首輓歌。它向著我們呼求一個新的可能，一個新的現實（reality），那個在《人類之子》（Children of Men）中無法誕生的現實。如果《人類之子》的絕望向著我們提問：「文化能夠在新事物的匱乏中存續多久？如果年輕者無法再製造令人驚奇的事物會發生什麼事？」【註3】，玻璃先生的回答是：我們必須重新政治化我們的症狀。

《我們》：魔花的綻放

《天外魔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作為某種不祥的弦外之音，〈花〉的歌詞因而像是一個具有雙重意義的侵略者的演說／恐怖的緊急警報：敲響喜樂的鐘！完美的社會就要來了！／敲響所有的警鐘！天外魔花要來侵略人類了！（圖／IMDB）

原文刊載於《關鍵評論》：
喬登皮爾的《我們》：魔花的綻放，複製人的政治隱喻

文／壁虎先生

在喬登．皮爾（Jordan Peele）的新作《我們》（Us）的最後一顆鏡頭中，歷經劫難的一家人開車駛向美墨邊境，隨著鏡頭拉遠，我們看見「被栓者」（The Tethered）在山谷間超現實地串成一條綿延無盡的紅色人龍，天空中有煙硝、直升機、還有過度美麗的陽光，與Minnie Riperton 1970年讚頌嬉皮革命的歌曲〈花〉（Les Fleur），耐人尋味地構築出一幅末世風景畫。〈花〉的副歌合唱道：

「敲響所有的鐘，歡唱並告訴人們花朵已經來臨，
用喜悅的禱告點燃天空，歡慶吧！因為黑暗已經過去，

丟棄你的恐懼，讓心隨著新時代到來的徵象自由地跳動。」

同樣在1970年讚頌嬉皮的是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無限春光在險峰》（Zabriskie Point），不過正如齊澤克（Slavoj Žižek）在《變態者意識形態指南》（The Pervert's Guide to Ideology）中提到的，該片反諷地成為了嬉皮革命失敗的隱喻，嬉皮美學後來逐漸被除權棄絕（foreclosure）反對資本主義的政治鬥爭意義，而最終被資本主義本身挪用為享樂主義的一部分。

這將我們引入了1980年代，雷根（Ronald Reagan）與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年代，《藍絲絨》（Blue Velvet）那個表面上和諧美好表面下暴力黑暗的年代。

這也是《我們》中年幼的阿德雷（Adelaide Wilson）在電視機前看到「牽手護美國」（Hands Across America）廣告的年代（與《藍絲絨》同一年1986），一個打擊飢餓的慈善活動，650萬人牽手跨越美國，繼承嬉皮美學的美好與過度樂觀，除去了嬉皮革命的政治意涵。

阿德雷長大迎來川普（Donald Trump）美國與再一次的除權棄絕，「紅」（Red）與她的「被栓者」軍團前來討回冷戰和新自由主義所欠下的象徵債務，嬉皮革命和「牽手護美國」失去所有意義，成為集體精神病（psychosis）的病徵。

皮爾對符號天才的敏感在這裡表現得淋漓盡致。

仔細看〈花〉的歌詞，不禁心頭戰慄，因為在它多重層次的意義中還有一個恐怖的呼應：傑克．芬利（Jack Finney）1955年的小說《The Body Snatchers》和它目前為止的四次電影改編：類似植物的外星智慧物種漂流到地球，複製人類的形體，複製的方式是長出類似巨大花苞的東西，從花苞中生出他們想要複製的人類，這些「複製人」長得跟他們的複製對象無法分別，繼承他們的語言與記憶。

唯一的差別，是「複製人」沒有表現「情感」的能力，並且志於消滅情感與個體性（individuality）以共構一個完美的集體社會。複製發生在被複製者睡著的時候，複製完成時被複製者的身體灰飛煙滅，「複製人」因而得以混入人群，在人類眼皮底下生產大量的花苞，直到人類滅亡。

1956唐．席格（Don Siegel）的第一次改編，台灣翻成了《天外魔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花〉的歌詞在這個脈絡下因而像是一個具有雙重意義的侵略者的演說／恐怖的緊急警報：敲響喜樂的鐘！完美的社會就要來了！／敲響所有的警鐘！天外魔花要來侵略人類了！

言說我們的症狀：赤燭遊戲中的大衛林區基因

方芮欣發現自己的房間出現在舞台上，幽魂般看著自己生活的搬演，一個布紐爾（Luis Buñuel）式的場景。但它的悲劇性更令人想到《穆荷蘭大道》，這是《返校》的「沉默夜總會」（Club Silencio）

原文刊載於《關鍵評論》：
赤燭遊戲中的大衛林區基因：我們是否只是一個尚未轉場的幻覺？（上）
赤燭遊戲中的大衛林區基因：我們是否只是一個尚未轉場的幻覺？（下）

文／壁虎先生

自赤燭遊戲於2017年1月推出《返校》開始，什麼東西被永遠地改變了。

這個融合了心理恐怖、台灣白色恐怖政治歷史與民間信仰符碼的2D心理恐怖（Psychological horror）冒險解謎遊戲，精湛地一刀切穿了壓抑在台灣社會集體記憶腦隨裡的創傷肌理，其集結驚人的影像創見、精緻時代考究、傳統民俗與現代電子樂，以及漩渦般深入意識最深處的故事結構的美學成熟度，不只令近年試圖處理相同題材的所有台灣電影望塵莫及（儘管在《天邊一朵雲》和《回程列車》這樣的例子中乍現了真正的影像反思的靈光），甚至在兩岸三地造成了巨大的輿論漣漪。至於《返校》即將改拍的電影版本，壁虎先生僅保持謹慎地悲觀。

然後是2019年，以3D第一人稱心理恐怖形式之姿，赤燭再度以立即成為經典的《還願》進行了一次大躍進，赤燭真正進入世界直播主的焦點中，而我們近乎是親眼見證著歷史的發生，以及歷史詭異而可怖的陰魂不散。隨著赤燭捲入「維尼事件」，以及電視媒體的徹底墮落，我們不得不自問，我們是否生活在另一個黑暗時代？我們什麼時候才能走出方芮欣的迷宮般的翠華中學，或者《還願》杜豐于的那個煉獄般的公寓，我們的存在是否只是一個尚未轉場的幻覺，只要過了那個看不見的轉角就會被永恆的黑暗所吞噬？

是在這個驟雨般的時刻【註1】，儘管《返校》、《還願》的各種時代考據和劇情分析已經汗牛充棟，筆者想回來談談另一個主題：赤燭的遊戲乃至心理恐怖遊戲的敘事如何成為可能，它們的美學根基，尤其有一個人總是沒有被提及：大衛．林區（David Lynch）。

儘管林區本人並沒有涉入電玩製作的藝術領域（有趣的是，他的確曾為PS2拍過一系列迷幻破表的電視廣告）【註2】，然而林區電影深深地影響了遊戲的發展，尤其恐怖遊戲在21世紀初向心理恐怖的轉向，以至於幾乎成為眾多遊戲製作人的非正式精神導師。

然而一個近代（恐怖）遊戲史的回顧顯然不是這裡能夠容納的，本文因而將重點擺在林區的創見在遊戲敘事中深植自身的幾個重要轉捩點【註3】，試點出心理恐怖遊戲的敘事如何成為可能的其中一個脈絡，以及赤燭的遊戲如何以一種迂迴的方式，似乎成為台灣真正解開林區式美學密碼的影像敘事作品。【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