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楊士琪不再可能：《還願》、「削蘋果」和塔可夫斯基的燭火

原文刊載於《The Affairs 週刊編集》第二十七期（2019.09.10出刊）

文／壁虎先生

今年2月《還願》的下架，意味著一個時代精神的結束，一個自1983年楊士琪以降的時代精神的結束。它當然不是現在才結束，我們只是在從夢境中驚醒時，發現了它多年來在沉默中的死亡。

1983年8月，中影改編黃春明小說的《兒子的大玩偶》進行試映，小野、吳念真的「伎倆」被拆穿，同時中國影評人協會熱心地進行了一些「檢舉」與「建議」，描述住在貧民窟的台灣工人阿發被美國上校軍車撞斷腿卻意外因禍得福的〈蘋果的滋味〉，被國民黨文工會下令刪減。美麗島大審、林義雄家血案和陳文成命案，在當時不過是兩、三年前剛發生的事，然而戒嚴之下的未知風險並沒有阻止這個痛，在楊士琪於《聯合報》綜藝版的一系列報導中（〈兒子險些失去玩偶〉、〈中影「削好」蘋果今再送檢〉）轉變為巨大的憤怒，它最終阻止了刪減的發生，也逼迫出了台灣電影的提前解嚴以及新電影蓬勃發生的條件。1985年，在《青梅竹馬》的片頭，楊德昌將電影獻給前一年過世的楊士琪。今天台北電影獎的楊士琪卓越貢獻獎，便是來源於此。

「削蘋果事件」和「《還願》事件」，你或許會說，在各種層面上都完全不能等同，因而根本不該被相提並論：「削蘋果」面對的是黨國封閉系統的禁令和戒嚴，而《還願》面對的是自由市場的投資，以及代理商、投資人的訴訟；「削蘋果事件」中觸碰禁忌的正是〈蘋果的滋味〉的核心影像和故事情節，而「《還願》事件」中觸碰禁忌的，則是一個在遊戲裡你壓根不會去注意到的一個惡作劇；「削蘋果事件」激起了義憤填膺的團結與憤怒，而「《還願》事件」則在互相檢討、尷尬、道歉、委屈和痛苦中漸漸沉寂下來；《兒子的大玩偶》是電影，《還願》是電玩，云云，等等。簡言之，一個「無聊的自找麻煩」，怎麼可以八竿子打不著地，和一個「別無選擇的革命」相提並論？

然而是什麼讓我們的靈魂死去，我不禁想問，是什麼讓我們變得如此麻木？

是什麼物事直接導致「《還願》事件」的發生一點都不重要（儘管它之後回朔性地不再如此）。「《還願》事件」的重要性，正在於透過一個藝術的瀕臨死亡，透過一個禁令和一個創傷，告訴了我們我們和我們的藝術正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時代當中，就像36年前的「削蘋果事件」告知了當時的人們他們和他們的藝術正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和時代的轉捩點上一樣。

正是在這裡，我們似是看到了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規訓社會」（Disciplinary Society）和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控制社會」（Societies of Control）的差異：在前者中，我們面對一個封閉的全控系統；在後者中，權力不再存在於一個封閉有限的時空場域，而躲到看似自由的可取得性、資訊網絡、自我效益評估和無國界的流動資本背後去。

我們因而不斷讓步，因為錯誤的以為我們是自由的。我想尤其是在所謂的「電影人」身上，我們更必須提出這個疑問，尤其是在這麼多年來聽到的太多來自這群自稱「藝術工作者」的人的關於市場價值的恐嚇之後，尤其是在「《還願》事件」發生後的這群人的集體無反應之中，我們不禁懷疑，有多少人想起了當年的「削蘋果事件」，又或者，有多少人還在潛意識中偷偷等待著另一次的「削蘋果事件」，好像到時候我們就能證明自己的道德完整性尚未四分五裂，好像到時候我們就會變得勇敢，有多少人誤會了藝術家和成功人士的差別，好像等到我們有錢了，我們就會搖身一變成為藝術家。

然而你永遠等不到，因為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了。它其實已經發生，它只是不會再有一個清晰可見的時空座標，它只是持續不斷地發生。

當楊士琪不再可能，當「規訓社會」和「控制社會」在今日的中國身上做了最糟糕的可能結合，我們是否有辦法找到我們靈魂的「逃逸路線」？而是否早在中國資本無處不在之前，早在鄭有傑的《潛規則》之前，我們就早已意識不到藝術的死亡？

以某種弔詭的方式，〈蘋果的滋味〉和《還願》彷彿都以一種來自未來的過去式，提前遇見了自身的命運，一個苦難後的勝利，和一個永劫回歸的蒼茫地獄，是在這個意義上，意外只是寫到一半的必然。上個月，赤燭宣布《還願》短期內不再上架，下個月，《返校》電影版即將上映。當媒體、網路和大眾的焦點回到赤燭，同時照耀到電影人身上，或許我們能夠看到一些意外，我們不知道。我只是想說，赤燭的兩個作品，已經做了太多台灣電影這些年來應該做到，而沒有做到的事：重新幫我們定義了「寫實主義」，就像當年的新電影所做的那樣。什麼是「寫實主義」？難道不正是對存有的重新座標？

我一直不斷地想到兩個人，一個是楊德昌，一個是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

有多少人還記得，《一一》中的大田先生，是做電玩的？而《一一》難道不正以一種最溫柔的方式，捕捉到了這個藝術精神的死亡？

至於塔可夫斯基，更正確地來說，是《鄉愁》（Nostalghia）中的俄羅斯詩人拿著搖曳的燭火試圖穿越溫泉的那一幕（《鄉愁》推出的時間，正和《兒子的大玩偶》同一年）。這正是塔可夫斯基最劇烈地感受到在「規訓社會」和「控制社會」中的擺盪而無所歸依的時候，寄寓在燭火上的掙扎明滅的靈魂，呼應著稍早自焚的多明尼克，好像是拒絕死去的幽魂。而不論《還願》是否能再上架，不論赤燭的未來會如何，《還願》都不會死去，從它下架的那一刻開始，它就已經成為幽魂，而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時代精神，無所歸依的幽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