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30日 星期三

《五月十三傷心夜》中曖昧的海浪

《五月十三傷心夜》劇照/圖源

原文刊載於《The Affairs 週刊編集》第三十六期(2020.07.10出刊)
(刊登標題為:〈生機盎然的林摶秋與《五月十三傷心夜》中曖昧的海浪〉,此為投稿原題

The Affairs 週刊編集》網頁版 

文/壁虎先生

前年曾在女性影展公映,林摶秋導演三部台語電影的數位修復版:《丈夫的秘密》、《五月十三傷心夜》(註 1)和《六個嫌疑犯》,終於在幾個月前上架各大串流平台。我自己喜歡偷偷將它們稱之為某種爛男人三部曲:「沒路用的男人」、「你們不要被騙這個其實是爛男人」跟「所有人都在上所有人之老色男人還是最恐怖」。

關於林摶秋的重新注意發生在九〇年代,當石宛舜和《電影欣賞》在 1994 年第 70 期做了「台灣電影的先行者:林搏秋」專題,包括了一次很重要的訪談跟座談。然而台語片不過是林摶秋的後來一半而已。翻看石老師接續於 2003 年完成的《林搏秋》專書,早在求學旅日,林摶秋便已經在紅磨坊成為出名戲劇導演,甚至被日本媒體號稱是「台灣本島人最初之劇作家」(註 2),回台後更結識了當時台灣文化菁英們,搞出了直到戰後二二八白色恐怖才被碾碎的第二波新劇運動,從旅日到回台累積劇本甚多(儘管許多佚失,留下來的劇本中,我特別覺得《高砂館》很迷人)。這本書也成為珍貴而深入淺出的一扇門,讓我們得以一窺這段文化界風雲際會併發火花。此外,《Fa 電影欣賞》177 期也趁著數位修復的推出,整理出了佐藤忠男 1995 年的另一次訪談。

不過,與其說林摶秋的經歷精采,不如說衰小,像當年能夠借調去東寶工作,是因為日本人都被徵調去打仗赴死了,才會出現片場只剩下兩個來自殖民地的衰小人之景象,而這另一位衰小人,就是後來刺激林摶秋去拍台語片的韓國人朴先生;諸如國民黨至少槍斃了兩個林摶秋的合作夥伴:合作過戲劇《阿里山》並差點找他去導《牆》《壁》(註 6的簡國賢,和在湖山製片廠和他合拍《後台》的白克(還不包含和林有過一段交集的呂赫若)。甚至林摶秋後來拍苦情片,已經是各種有意識選擇的結果,因為超出一點就會碰到國民黨的愚笨,《阿三哥出馬》本是多麼好玩的一個故事啊。

2020年12月29日 星期二

搖搖晃晃前行:在令人作嘔和振奮的勝利之間(一些台灣類型電影聯想)

《伏魔殿》/圖源

原文刊載於《The Affairs 週刊編集》第三十四期(2020.05.10出刊)
 
《The Affairs 週刊編集》網頁版 

文/壁虎先生

今年的金穗獎短輔單元中,王逸帆展映了他的最新短片《伏魔殿》,證明自己在 2018 年憑《洞兩洞六》入圍金馬獎的驚奇並非一場意外。這部融合宮廟神魔、風格誇張的血腥童話不只升級了其於前一部作品中就展現的天才節奏感,更在調度上展現了掙脫束縛的完全自由,而它飄盪於世界之外的角色,讓我們想起了後期的園子溫;全片並在《不可逆轉》式的強烈結構中,講述一種《我倆沒有明天》和《絕命大煞星》式的浪漫。

然而園子溫可以很樸素,即便是在他後來開始獲得商業資金的時候,在那些看似輕佻的血腥暴力煙火秀之下,是萩原明子在《自殺俱樂部》裡靜靜地趴在已逝男友的粉筆輪廓中,以及在最後月台回望永瀨正敏的眼神、是《紀子,出租中》的「扮演家庭」在為死去的老爺爺痛哭時,眾人突然的破涕為笑(一個如此優雅的反溫情主義段落)、是《愛之剝脫》最後宛如《城市之光》的純粹,不只是寺山修司,還有卓別林(Charlie Chaplin)和布列松(Robert Bresson)。《伏魔殿》式的瘋狂能不能發展出類似的靈光瞬間,可待觀察。

很難不注意到王逸帆在《洞兩洞六》之後,幾乎是馬上就獲得了執導他第一部長片的機會,《逃出立法院》若非是疫情之故現在已經可以見得。給出邀請的是該片編劇簡士耕和製片人曾瀚賢,他們之前聯合了較早發跡的程偉豪,製作了以鄉野傳說為題材的《紅衣小女孩》系列(程偉豪擔任了前兩部的導演),並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

程偉豪是一個對類型片充滿熱情和好奇心的導演,2009 年的短片《狙擊手》便展現了一種微妙的心理布局平衡,這在 2017 年的長片《目擊者》中作了某種延續;2015 年獲得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的《保全員之死》則帶有明顯的輕浮與自鳴得意氣息,同年底他的首部長片《紅衣小女孩》上映,該片以一種可惡的卑鄙和實際上已經是過時的恐怖片手法,玩弄女性的墮胎焦慮,沾沾自喜地炫耀自身對在地風俗的挪用,再以一種議題電影式的取材試圖遮掩其猥瑣,令人生厭(最可鄙的是,這樣的恐怖只是為了商品化)。

《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éma)曾在 2014 年如是觀察(註 1):

很多年輕導演則墮入從商業角度尋找突破口的深淵。沿著我們能在台灣找到的痕跡順藤摸瓜,我們發現這其中的故事並不光彩,大量的電影是在模仿香港浪漫喜劇,並浮於其表面,審美已經變味。這一年的歌舞喜劇《總舖師》大獲成功就是本地大眾娛樂主流阻礙電影衝破島嶼邊界的例子……這令人十分悲傷。

尤其在《紅衣小女孩》的幾部跟風之作中看到《粽邪》這樣的類型片,讓我們擔憂「民俗恐怖」是否會是下一批「浪漫喜劇」。可觀察的因而是:年輕的創作靈魂,是否能在這種空洞文化剝削的誘惑下合流、又同時與之對抗,並帶來真正的洞見。

關於楊德昌《十一個女人:浮萍》的幾點速記

 

柯素雲和〈恰似你的溫柔〉/翻攝自台視Youtube

原文刊載於《The Affairs 週刊編集》第三十二期(2020.03.10出刊) 

《The Affairs 週刊編集》網頁版

文/壁虎先生

2020 2 19 日,台視默默地在他們的 YouTube 頻道上傳了楊德昌 1981 年的電視電影《浮萍》,改編自荻宜的短篇小說,為張艾嘉和陳君天製作的《十一個女人》單元劇系列中最長的一段(當年分成上下集播出,包括一些可能是下集前情提要的重複畫面,接近兩個半小時)。這個傳說中的夢幻逸品終於在將近四十年之後重見天日,以下謹記初看的幾點筆記:

飾演正雄的左鳴祥的眼睛是如此之大,似乎很自然地閃爍出一種小動物般的脆弱/受傷貓科野獸令人不安的不知道何時會爆發的侵略性哀怨。正雄所到之處,時間的密度似乎都跟著濃稠凝固。相較之下《海灘的一天》的左鳴祥則幾乎是被閹割在動物園徘徊等死的殘獸。

時間的濃稠度可謂《浮萍》最傑出之處,楊德昌過人的調度細膩嶄露無遺。

當柯素雲飾演的月花慵懶地在家看著電視上演唱〈思慕的人〉時,就已經提前跟正雄道別了。幽微的是〈思慕的人〉是情人離開了我,我叫情人快回來;月花則是離開情人,表面上地意興闌珊回應母親只是先去台北看一看,底下卻沸騰著巨大的矛盾。

當月花下定決心準備將自己投入未知的台北生活,影片僅用了幾個鏡頭剪輯和〈D大調卡農與吉格〉(Canon in D),便精采地交代了她忐忑和故事的章節轉換:月花在九份雲霧繚繞的山中無神漫步,海浪拍打著山城岸邊的礁岩,月花在火車站,最後剪回正雄在工廠工作的身影。這讓我想到台灣新電影之友奧利維耶‧阿薩亞斯(Olivier Assayas)在 2014 年的《星光雲寂》裡,做了組幾乎一模一樣的模型:當茱麗葉‧畢諾許(Juliette Binoche)飾演的巨星瑪麗亞最後在當年啟發尼采的瑞士小鎮錫爾斯瑪利亞(Sils Maria)巍峨山雲中,面對克莉絲汀‧史都華(Kristen Stewart)飾演的助理范倫鐵娜毫無來由的消失,並在片末的劇場獨自一人思索著自身的轉變和未來的迷茫,此時電影中用的正是〈D 大調卡農與吉格〉一曲。

2020年5月31日 星期日

如何在夜空中燒出了一道傷痕:《誰是被害者》的虛假與本真,鄉愿主義如何是台灣電影的毒瘤,以及我們如何在一部被謀殺的影片中發現一個童話



(feat. 《自殺俱樂部》、《紀子,出租中》、《天國與地獄》、《恐怖分子》以及更多) 

文/壁虎先生 

對我而言,《誰是被害者》只有一個影像是真正重要的,其他的東西要嘛是虛假的,要嘛是功能性的,而它穿透了螢幕而抵達了我們靈魂的深處,是當張孝全飾演的方毅任在電視上看到女兒宣告自己即將死亡的自白,在踉蹌中脫離人群,逃進樓梯間失去理智的瘋狂轉圈圈;或者,是方毅任在徐海茵要求他據實以告以換取合作的威脅下,跑回自己的汽車之中,像一隻發狂的黑猩猩,摔砸所有他的手臂能夠踫到的東西;又或者,是他衝進莊秉榮的工作室,顫抖的手電筒在黑暗中絕望地試圖找到已經早先一步離去之人的影子。

當一個接著一個「被害者」接連倒下,像是一顆一顆在黑暗中綻放然後熄滅的星星,在夜空中燒出一道傷痕,我們無能於得知該如何阻止,無能得知它何時會結束,無能得知它會擴散得多大多快,亦無能得知何時會輪到我們熟悉的臉孔;當整個世界在這個微小的惡作劇中陷入了深不可測的絕望的危機狀態,世界本身的內在矛盾被搬上檯面,我們或許還可以更進一步發現影片在無意間觸碰到的一個更抽象層次的詩意:如果我們用一種超出我們生命時間的眼睛回望自己,就像我們看著生命週期只有三十分鐘的螻蟻,我們會發現我們的生命基本上能夠被簡化為一連串的動作:我們出生,盲目地追索一個目標,然後我們死亡,無異於撲向燈火的白蟻。在意識到這點的時候,我們感到異常的寂寞,這個永夜寂寞便是生命的真相。

然而他們都只是為了陪襯張孝全在樓梯間轉圈圈這個愚蠢而美麗的畫面,它令我想到一個八竿子打不著的影像:《德州電鋸殺人狂》的結尾,女孩跳上車逃脫,獨留夕陽餘暉下戴著人皮面具的殺人狂在自己的電鋸的嘶吼聲中翩翩起舞,就像許許多多的人看著這個愚蠢的動作,突然覺得,啊,這好美一樣,我在方毅任的這個愚蠢的動作中看到了同樣的美,事實上我們更應該要看到它的抽象意味,它逃離了來自影片本身的束縛,就像李沫的表演超過了這部影片的邊界,它告訴我們這裡存在著更多東西,即便影片本身對其一無所知。

在影片的結尾,《誰是被害者》給予了我們一組對峙,關於生和死,關於李雅均和徐海茵。這個對峙是虛假的,是蒙昧無知的。如果它證明了什麼,那就是鄉愿主義,甚至已經不只是溫情主義,是台灣電影這二十多年來的毒瘤,是今日台灣電影的先天性碘缺乏症候群(而它在去年的《我們與惡的距離》達到高峰),是創作者的裹腳布。它阻止我們繼續向前,鼓勵我們屈服於懦弱和恐懼,它扼殺我們的想像,麻木我們對世界的感知,將我們的潛質劣化為對影像的空洞再生產,是台灣電影的集體返祖現象。如果它證明了什麼,那就是我們要堅決譴責這種鄉愿主義,和對這種鄉愿主義的從眾盲目的讚譽。

然而正是這個內在矛盾給予了我們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讓我們得以微觀地觀察溫情主義是如何殺死一部影片(並將之佯裝成自殺),而它提供了我們豐富的材料,讓我們得以像樂高一樣將它排列重組。這是我想要討論它的原因,我想知道,它是如何發生的,它告訴了我們什麼,以及它距離某種真正的突破有多遠。這是為什麼這部影片幾乎碰到了所有我所厭惡的溫情主義雷點,我卻選擇要以一種不同的態度討論它,因為在它之中有更強壯的東西,它被悶死了,而我們得首先把影片拆開。

宣傳文案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訴我們這如何是一個臨摹美國影集的嘗試,我不禁想我們是不是搞錯方向了。在直接討論《誰是被害者》之前我想首先討論三部影片,這三部影片來自我的隨機聯想,然而它們共同或親或疏地符合了可供此次案例參考的幾個必要條件,而有趣的是他們都是日本電影。以一種天真、拙劣並顯得跌跌撞撞的方式,《誰是被害者》真正摸到的是這幾部日本電影的皮毛,而如果我們夠有好奇心,我們甚至可以將引線拉回台灣。

而如果我們認為等待擁有足夠藝術敏感度的創作者帶我們衝破我們加在我們自己身上的愚蠢的限制是鄉愿的,那我們或許至少能夠嘗試透過我們的言說,製造讓他們得以更無顧慮地存在的有利條件?

2019年12月31日 星期二

壁虎先生2019年度佳片(和一些雜想)


1.《殺戮荒村》(Bacurau)(2019)
克雷伯·曼東沙·費侯(Kleber Mendonça Filho)、胡里安諾·杜內耶斯(Juliano Dornelles)



2.《異裂》(Glass)(2019)
奈·沙馬蘭(M. Night Shyamalan)


3.《小丑》(Joker)(2019)
陶德·菲利普斯(Todd Phillips)


4.《寄生上流》(Parasite)(2019)
奉俊昊(Bong Joon-ho)


5.《賭命運轉手》(The Mule)(2018)
克林·伊斯威特(Clint Eastwood)

2019年12月23日 星期一

壁虎先生2010-2019年20大佳片


1.《雙峰:回歸》(Twin Peaks:The Return)(2017) 
大衛·林區(David Lynch)

2.《傑克蓋的房子》(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2018)
拉斯·馮·提爾(Lar von Trier)

3.《散步的侵略者》(Before We Vanish)(2017)
黑澤清(Kurosawa Kiyoshi)

4.《像戀人一樣》(Like Someone in Love)(2012)
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

5.《殺戮荒村》(Bacurau)(2019)
克雷伯·曼東沙·費侯(Kleber Mendonça Filho)、胡里安諾·杜內耶斯(Juliano Dornelles)

6.《一千零一夜》(Arabian Nights)(2015)
米格爾·戈麥斯(Miguel Gomes)

2019年12月22日 星期日

《散步的侵略者》:精神病之入侵



原文刊載於2019年八月出刊的《Fa電影欣賞》第178

文/壁虎先生

松田龍平在《散步的侵略者》(Before We Vanish)中飾演被外星人「附身」的可憐上班族真治,令人想起《雙峰:回歸》(Twin Peaks: The Return)裡陷入沉睡的庫柏(Dale Cooper——道吉(Dougie):一個被打回牙牙學語狀態的大嬰孩,世界對他來說,只是一連串無法組織而令人好奇的聲影刺激,從他身上被反彈回來的語言,則像是無法被閱讀的遠古遺跡。他們的共同點是,藉由把人還原到一個無法形成世界意義的介於嬰兒/阿茲海默症/精神病之間的狀態,試圖根本地重新組織當代中產生活想像的困局。黑澤清的《散步的侵略者》2018年沒有上台灣院線,只是悄俏地在串流平台上發行,在網路上也出現了不少劣評,但本文試圖指出,《散步的侵略者》是一部被高度低估的天才之作,它精湛而生動地切穿了當今世界秩序中非常深邃的根本,在這裡兩個概念會是有幫助的:一個是拉岡的「除權棄絕」(Foreclosure),一個是馬克費雪(Mark Fisher)的「資本主義現實主義」(Capitalist Realism[1]。在這裡寧將本文視為一個嘗試的起點。

拉岡的「除權棄絕」[2]

「除權棄絕」首先是指當你抵押或典當一個東西而付不出貸款或利息的時候,那個東西便不再由你所有,它被「除權棄絕」。在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的脈絡中,相對於「精神官能症」(neurosis)將「能指」(signifier)「壓抑」(repression)到潛意識中,被「除權棄絕」的則是被如此強烈排斥於精神之外,以至於你「彷彿不曾擁有它」。拉岡用「除權棄絕」作為其「精神病」(psychosis)成因結構的解釋核心,這是他不同於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之處,佛洛伊德最終沒有在「精神官能症」和「精神病」之間建立一個根本差異的成因結構,雖然他已經關注到了這個他稱之為「Verwerfung」的現象。拉岡後來將「Verwerfung」翻譯為「除權棄絕」。

拉岡認為「精神病」的核心是「父之名」(Name-of-the-Father)被「除權棄絕」。「父之名」是「主導能指」(master signifier),是「能指鍊」(signifying chain)的終端,是禁止「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的父親說「不」的那個「不」,是這個「不」使其他所有能指的「有意義」成為可能,是「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的基礎。而「主體」(subject)得透過「象徵秩序」才得以經驗「現實」(reality)。「父之名」被「除權棄絕」意味著意義的破碎或甚至不可能,意味著能指鍊的斷裂,作為「當下」的「一團經驗」將失去意義作為中介被無限放大,主體將無處所依地與「真實域」(the Real)的創傷性混沌直接遭遇。

在《散步的侵略者》中,三個外星人來到地球為即將到來的「侵略」做準備,他們的任務是要先了解人類為何。因此他們以人類作為載具混入人群中,當遇見其他人類展現外星人感興趣的「概念」時,他們請這個人闡釋這個概念,並在這個概念的意義在受害者腦中呼之欲出(想像)之時,在一個諧仿《E.T.外星人》(E.T. the Extra-Terrestrial)的經典動作中,用食指指向受害者的額頭,「拿走」那個概念。外星人理解這個概念,然而作為一個副作用,概念被「奪走」的人似乎「失去」了這個概念,不僅如此,這個失去似乎透過某種連鎖效應導致了受害者象徵系統的永久受損,他們先是愣一下,流下一滴淚,然後四肢無力地跪倒。他們很快地回復活動能力,但儘管沒有受到任何物理損傷,但受害者卻不可逆地性情大變,判若兩人,他們的象徵世界彷彿驟然「缺了一角」,能指鍊在某處斷裂了。

這不正是拉岡所說的「除權棄絕」?前田敦子飾演的鳴海妹妹便在失去「家族」這個概念後不再能理解姊姊對她的一連串動作,它被呈現為一連串行為的匪夷所思,「姊姊」的手被「狀似噁心地拿開」,「姊姊」的言語變得無法指認,鳴海成為一個純粹「他者」。這在黑澤清為《散步的侵略者》製作的延伸電視影集《預兆》中被更加激進的展現:《預兆》的第一個受害者美雪在失去「家族」的概念後再度見到她的父親,她的反應被呈現為一連串無法抑止的歇斯底里驚駭與尖叫;姊姊的老闆在失去「工作」的概念之後狀似變回一個兒童,他爬到辦公室桌上投紙飛機,再也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人要制止他。而更極端的例子應該是這三位宿主,或毋寧說三位外星人本身(他們「奪取」的「概念」還很少):例如真治一開始便連行走的能力都近乎喪失了,氣象主播「指」的動作被他像是做體操一樣地模仿,他被醫生指認為「早發性阿茲海默症患者」;例如另外兩位宿主天野和立花,他們不知道為什麼櫻井會對他們開槍打死人那麼激動,這對他們來說是匪夷所思的。

《陽光普照》:阿豪賺人熱淚的「歸返」是電影對其自身的背叛(含續文)

一、
(圖/IMDB)

原文刊載於《關鍵評論》:

文/壁虎先生

必須要請讀者注意的是,儘管您能不同意,我認為作品通常會有它自己的生命,它通常會溢出導演和創作者之外,透過元素間的有機互動,成為它自己的東西,這是我這篇文章的基本前提。

《陽光普照》的基本運作其實非常簡單,在這個意義上它毫不新鮮:它關於象徵債務的償還。

電影前段展示每個角色間的衝突,鋪排他們的債務經濟關係,然而這個債務關係是糾紛中的。因此真正啟動電影的是阿豪的死:它判決「父親」阿文欠下一個對「兒子」的象徵債務的關係。然後「兒子」阿和出獄被過去的同夥菜頭纏上,「父親」就透過殺死菜頭拯救阿和,還了對「兒子」所欠下的象徵債務。

這是電影的主幹,在這個意義上,小兒子阿和償還他自己的象徵債務(他當年傷害黑輪、讓小玉懷孕、「背叛」菜頭所欠下的象徵債務)的整個類型通俗劇,只能算是一個配角,一個支線。

鍾孟宏所做的,不過是在通俗劇上撒上了社會寫實的肌理,而我們不得不說它非常成功,它給予了每一場戲,尤其是阿和的整個輔育院及其後的經歷,一種澄澈而本真的緊握,而幾乎每一位演員都因此給出了他們最好的演出,純熟而精煉。

問題是什麼?問題是阿豪的死在電影中是一個功能性的存在,這個死亡是為了讓「父親」獲得贖罪機會的樁腳,一個工具,而電影對於阿文的還債與阿豪的死本質上的毫無關係,幾乎可以說是無法再更顧左右而言他的了,好像它想塞給這個父親一張贖罪券的激情是如此難以抑制,以至於電影在阿豪被丟下樓之後就以最快的速度將他忘記,它甚至是如此恐懼這個贖罪券沒有被成功地送達它的目的地,以至於阿豪還得要以善鬼的形式在夢中給予這個父親最大的諒解。

關於台灣電影的慣常說法「表面上的某種悲歡離合,其實是為了服務揭露什麼什麼社會議題的需要」因此是一種錯誤的取徑(false approach),因為在更多的時候至少在《陽光普照》這裡,相反的才是真的。不是「表面上的某種悲歡離合,實際上是為了服務揭露什麼什麼社會議題的需要」,而是「表面上的社會議題大會串,實際上服務了某種悲歡離合的需要」。

因此我們應該考察的是這個精神狀態內部存在著怎麼樣的符號功效(symbolic efficiency),為什麼阿豪的死「冥冥之中」促成了阿和和父親的一根菸?這「冥冥之中」就是「溫情主義」對世界的扭曲,是「家庭秩序」或者說「溫情主義」死活賴活的對世界的挾持,將「障礙」轉化為自己「繼續向前」(move on)的慾望,在這個意義上它完全是淫穢的。阿豪因而在死後淪為一個任其擺佈的符號籌碼,為父親虛假的象徵「贖罪」鋪路,最終目標是確保「溫情主義」的慾望再生產不至於分崩離析,免除我們面臨世界毀滅的恐懼,以至於「繼續向前」。這是為什麼父親從反英雄,到最後揭露自己的「犧牲」迎來妻子琴姐的擁抱的那一刻,變成了悲劇英雄,他拯救的不是下一個阿豪,而是溫情主義。

2019年12月10日 星期二

《小丑》:亞瑟•佛萊克的神話

《小丑》結尾鏡頭。(圖/IMDB)
《維杜先生》結尾鏡頭。(圖/IMDB)
《摩登時代》結尾鏡頭。(圖/IMDB)


原文刊載於《The Affairs 週刊編集》第二十九期(2019.11.10出刊)

文/壁虎先生

在亞瑟·佛萊克(Arthur Fleck)與他的鄰居蘇菲(Sophie Dumond)約會段落中出現Jimmy Durante所演唱的〈Smile〉是一個特別殘忍的事,它改編自卓別林(Charlie Chaplin)為《摩登時代》(Mordern Times)(1936)親自譜寫的一段配樂,當卓別林的流浪漢(Tramp)和波萊特·高達(Paulette Goddard)飾演的流浪女,在大蕭條的街邊妄想著有一天他們或許也能逃離悲慘的命運,過上中產生活的時候,這段配樂就會出來感懷他們的天真,同時溫柔地提醒觀眾他們依然有彼此。也是在這場戲中,蘇菲稱地鐵殺人案的小丑為「英雄」,而佛萊克則開心地試圖擠出自己的利牙,在疾駛而過的計程車內看見自己的倒影,〈Smile〉成為一個明顯的凶兆,而我們後來會發現,這段顯然太過美好的關係只是一場發生在佛萊克腦內的泡沫。

然而如果流浪漢在《小丑》(Joker)中的在場是不言自明的,卓別林1947年的《維杜先生》(Monsieur Verdoux)的更加重要的在場則被美國影評人全然忘記,以至於在七十多年後的今天,幾乎無意識地重複了一次當年一切對該片荒腔走板的歇斯底里。然而誠如巴贊(André Bazin)在〈維杜先生的神話〉[1]中精彩地告訴我們的,是在這個連續殺害有錢婦女取財的前銀行小職員的形象中,流浪漢的神話真正通過他的反面走到了他的邏輯結果。因此如果你對陶德‧菲利浦(Todd Philips)將卓別林的流浪漢與刺痛社會的殺人犯融合於一而感到驚訝,其實卓別林自己早就已經做過了一次。維杜先生拉斯柯爾尼科夫(Raskolnikov)式的憤世嫉俗,難道不正是社會所「應得」的嗎?[2]


《小丑》不是憤世嫉俗,而正是對憤世嫉俗的控訴

當然我們並非不能理解評論者們如何被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的在場所迷惑,畢竟《小丑》幾乎可以說是1983年的《喜劇之王》(The King of Comedy)令人驚喜的續集,勞勃·狄尼洛(Robert De Niro)在該片飾演一個孤獨自戀的瘋子,如何為了站上脫口秀一晚而綁架他一生的偶像主持人。而如果《計程車司機》(Taxi Driver)對崔維斯(Travis Bickle)的描繪還有任何一點浪漫傳奇色彩,魯伯·帕普金(Rupert Popkin)和媒體社會對他的反應則已經庸俗恐怖到令人窒息。

然而說菲利浦不過只是一個史柯西斯的廉價模仿者,和說亞瑟是「憤世嫉俗」(cynicism)同樣只是一種俗見。「憤世嫉俗」或「犬儒主義」和「狗智主義」(kynicism)不同[3],後者是純粹的反抗,而前者與體制共謀,是「我爛沒差因為世界一樣爛」,而透過狄尼洛的在場,莫瑞(Murray Franklin)成為《喜劇之王》中的帕普金的邏輯結果,不正是最「憤世嫉俗」的體現嗎?帕普金因而只是社會的倒影,然而亞瑟與之相反,是梗在社會的喉嚨裡的一根針,因為他對本真(authenticity)仍然有所寄望,以至於激進地與之合而為一,以至於他母親就叫他「快樂」,亞瑟的罪因而正是不夠「憤世嫉俗」,無法與符號保持一種安全的、憤世嫉俗的距離,在這個意義上,亞瑟更接近在《金甲部隊》(Full Metal Jacket)中呼喊著「步槍是我的朋友」的Pvt. Pyle。

我覺得這正是這部電影最大的力量所在:我們在脫口秀上看到的,不是任何一個過去版本小丑的蘇格拉底式的惡魔的雄辯,而是一個脆弱靈魂的顫抖,以及他平庸的,甚至孩童般的恨。「你就是一個卑鄙(awful)的人。」事實上這個恨是如此的平庸,以至於凝視亞瑟本身都彷彿成為一種對亞瑟的酷刑。最終,一個更加殘酷的喜劇之王將毫不留情地取代舊的,亞瑟用平庸和嘲弄逼迫莫瑞直面自己莊重背後的自利與暴力並最終槍殺莫瑞的訊息因而再清楚不過:這正是一個對「憤世嫉俗」的控訴。

2019年10月25日 星期五

壁虎先生2018年最佳台灣電影

儘管現在才出這份片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原因之前已經提過),但無論如何還是弄完了。儘管這份片單是今年年初就排好的,但勉強要說的話,也是有兩部是今年才上院線(《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你的臉》),兩部去年金馬影展就看的電影持續走過今年的台北電影節以及即將到來的金馬獎(《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你的臉》),同時像《虎父的妞妞未而立》、《臨時工》也都持續出現在今年的德國奧伯豪森和山形,所以勉強還算得上是有現時性吧?

我決定把短片和長片擺在一起,因為不然真的排不出個所以然,但我必須先說,我不是那種認真地毯式掃過台灣電影的人,所以可能有些應該會被我排進來的,尤其是短片,是我沒看到的。其實很多都有看,很多長片,只是沒有出現在這裡而已。

結果排了九部,我想好像也沒必要一定要湊到十部,所以就是九部,才發現沒有真人劇情長片被排入。

最後我並沒有把應亮的《自由行》和《媽媽的口供》算進來,儘管是台灣共同出品:

1. 你的臉|Your Face
2018|Taiwan|蔡明亮


2. 虎父的妞妞未而立|The Horrible Thirty: Me, My Father and Richard the Tiger
2018|Taiwan|鄒隆娜


3. 恍惚與凝視的練習|In Trance We Gaze
2018|Taiwan|陳芯宜


4. 去年火車經過的時候|Last Year When the Train Passed by
2018|Taiwan|黃邦銓


2019年10月10日 星期四

當楊士琪不再可能:《還願》、「削蘋果」和塔可夫斯基的燭火



原文刊載於《The Affairs 週刊編集》第二十七期(2019.09.10出刊)

文/壁虎先生

今年2月《還願》的下架,意味著一個時代精神的結束,一個自1983年楊士琪以降的時代精神的結束。它當然不是現在才結束,我們只是在從夢境中驚醒時,發現了它多年來在沉默中的死亡。

19838月,中影改編黃春明小說的《兒子的大玩偶》進行試映,小野、吳念真的「伎倆」被拆穿,同時中國影評人協會熱心地進行了一些「檢舉」與「建議」,描述住在貧民窟的台灣工人阿發被美國上校軍車撞斷腿卻意外因禍得福的〈蘋果的滋味〉,被國民黨文工會下令刪減。美麗島大審、林義雄家血案和陳文成命案,在當時不過是兩、三年前剛發生的事,然而戒嚴之下的未知風險並沒有阻止這個痛,在楊士琪於《聯合報》綜藝版的一系列報導中(〈兒子險些失去玩偶〉、〈中影「削好」蘋果今再送檢〉)轉變為巨大的憤怒,它最終阻止了刪減的發生,也逼迫出了台灣電影的提前解嚴以及新電影蓬勃發生的條件。1985年,在《青梅竹馬》的片頭,楊德昌將電影獻給前一年過世的楊士琪。今天台北電影獎的楊士琪卓越貢獻獎,便是來源於此。

「削蘋果事件」和「《還願》事件」,你或許會說,在各種層面上都完全不能等同,因而根本不該被相提並論:「削蘋果」面對的是黨國封閉系統的禁令和戒嚴,而《還願》面對的是自由市場的投資,以及代理商、投資人的訴訟;「削蘋果事件」中觸碰禁忌的正是〈蘋果的滋味〉的核心影像和故事情節,而「《還願》事件」中觸碰禁忌的,則是一個在遊戲裡你壓根不會去注意到的一個惡作劇;「削蘋果事件」激起了義憤填膺的團結與憤怒,而「《還願》事件」則在互相檢討、尷尬、道歉、委屈和痛苦中漸漸沉寂下來;《兒子的大玩偶》是電影,《還願》是電玩,云云,等等。簡言之,一個「無聊的自找麻煩」,怎麼可以八竿子打不著地,和一個「別無選擇的革命」相提並論?

然而是什麼讓我們的靈魂死去,我不禁想問,是什麼讓我們變得如此麻木?

2019年9月30日 星期一

壁虎先生2018年度佳片(新片+新看舊片)

1. 基督的最後誘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1988|Canada, USA|Martin Scorsese

2. 歐洲特快車|Europa
1991|Denmark, Sweden, France, Germany, Switzerland|Lars von Trier

3. 靈魂嘉年華|Carnival of Souls
1962|USA|Herk Harvey

4. 鄉村牧師日記|Diary of a Country Priest
1951|France|Robert Bresson

5. 歷劫佳人|Touch of Evil
1958|USA|Orson Welles

2019年9月24日 星期二

壁虎先生2018年度佳片

今年一月的時候排完這份片單但一直沒有發出來,最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散步的侵略者》後來長成了一篇寫了一個月的長文,而我想等到文章出來的時候再順便把這篇貼出來,最近這篇〈《散步的侵略者》:精神病之入侵〉刊登於八月出刊的《Fa電影欣賞》2019第178期,就趁著這個機會把之前寫的文字稍微整理一下,這部電影是我去年新片觀影過程中最大的驚喜;另外一個原因,就純粹只是因為很忙而已......。

總之,沒有改變排名,但重寫了一些文字,不過大致都是年初的時候就寫好的,例如應亮的《媽媽的口供》X《自由行》這篇,因為也比較完整在這裡就乾脆也讓它獨立成篇,連結在下面。

如果去年只有兩部電影對文明是重要的,我會說,一部是《死靈魂》,一部是《散步的侵略者》。

拉斯·馮·提爾我就不太清楚,但純粹就電影而言,它應該是第一位。

之後我至少還會再發兩篇文章:一篇和去年一樣是2018年第一次看的包括舊片的佳片選,另一篇則是2018年我自己的台灣電影佳片選,這會是我第一次試著排這個東西。


1. 傑克蓋的房子|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
2018|Danmark, France, Germany, Sweden|Lars von Trier

2. 死靈魂
2018|Switzerland, France|王兵

3. 散步的侵略者
2017|Japan|黑澤清

4. 你的臉
2018|Taiwan|蔡明亮

5. 高潮|Climax
2018|Belgium, France, United States|Gaspar Noé

6. 大象席地而坐
2018|China|胡波

《媽媽的口供》X《自由行》:沉默中的溫柔


文/壁虎先生

(本文約略完成於2019年1月但並未發表,此次隨〈壁虎先生2018年度佳片〉一同刊出)

因為我先看過《媽媽的口供》,在看《自由行》的時候出現一個很有趣的感覺:我看到一部存在其「中間」的電影。也就是不只把《媽媽的口供》和《自由行》看成是一對姊妹作,甚至看成是一個作品。

在《媽媽的口供》我們看到楊樞母親飯店房間的門被楊樞突然打開,在《自由行》裡我們看到楊樞找錯房門、在門前的步履不前。他們最大的錯位——也就是公安來找楊樞母親曉以大義的段落,前者我們看到當下,後者我們只能片段式地、破碎地聽到。這個錯位、距離、誤解和理解,不正是流亡?《媽媽的口供》的世界是一個黑白的世界,《自由行》的世界是一個彩色的世界,但這個彩色之中有沉默。

2019年8月12日 星期一

「香港」的哭聲:《獨立時代》和《麻將》從來沒有如此令人觸目驚心


原文刊載於《The Affairs 週刊編集》第二十五期(2019.07.10出刊)

文/壁虎先生


誰還記得香港的哭聲?

誰還記得,張雨生唯一一首正式發行的台語歌,就是楊德昌1996年的電影《麻將》的主題曲〈去香港看看〉;誰還記得,《麻將》中有一個角色,就叫做「香港」。飾演詐騙集團成員的唐從聖、張震和柯宇綸,在MV裡和張雨生狂飆搖滾,飾演黑道老大的吳念真的詞,如此寫道:「若要香港噯看乎真,好空仔儘量拼,歹空走代先。你若貪爽一直撞,就會悽慘落魄,賠了夫人又折兵。」(若要香港得看清楚,好康的盡量拚,壞事就先跑。你若貪圖高興一直衝,就會悽慘落魄,賠了夫人又折兵。)

《阿飛正傳》片末的梁朝偉,在1997年回歸的前一年被剝奪了所有的成熟浪漫屬性,在楊德昌的《麻將》裡,成了張震飾演的乳臭未乾至令人作嘔的小白臉,先用美色擒住女人,再讓集團掠奪女人的性。Alison絕望地試圖阻止香港離去,「你不可以走,我會崩潰的!」香港問道:「什麼是崩潰啊?」這句台詞的極端恐怖在於背後的純粹他者性,在於我們幾乎無法指認說話者為一個「主體」。是直到他試圖獵捕的香港女人Angela(吳家麗飾)揭露自身為一個更大的掠食者,「香港」反過來被三個「香港女人」蠶食鯨吞,往他的嘴裡塞進再也塞不下去的小籠包,創傷才在這時擒住了「香港」,主體在這一刻誕生,從喉嚨裡嘔出來的小籠包,伴著香港的哭聲,鏡頭滑過台北城市的黑夜。

〈去香港看看〉的英文名,今日看來已太過殘忍:〈Whatever Happen to Hong Kong......


2019年6月11日 星期二

「我們需要奇蹟,卡彭鐵爾!」: 不是《泥好,荒唐小鎮》的影評,而更像是我們的啟示錄



原文刊載於《The Affairs 週刊編集》第二十三期(2019.05.10出刊)

文/壁虎先生

在最近一篇廣傳於社群媒體的文章中,一位高中老師用一種沾沾自喜的猥瑣,說他花了兩千元買了一個「菁英高中的學霸筆記」,要對他的學生講一個道理:「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別人比你聰明,而是那些比你聰明的人,竟然比你還努力!」當代資本主義中的矛盾存有條件,是無限的、被動攻擊的(passive-aggressive)超越交換價值的恐嚇。當憤怒到極致的時候就變成了荒誕,所以與其用托爾金(J. R. R. Tolkien)筆下的樹人在面對死滅森林時的反應:「沒有言詞能夠言說這種邪惡」,更適合的或許是布魯諾‧杜蒙(Bruno Dumont)執導的《荒唐小鎮殺人事件》(P'tit Quinquin)中魏登警探錯亂式的痙攣:「我們正處在邪惡的中心,卡彭鐵爾!」

誠如馬克‧費雪(Mark Fisher)對他課堂中的學生的觀察,我們都跌入了卡夫卡(Franz Kafka)在《審判》(The Trail)中所區分出的,審判的「無限延遲」(indefinite postponement)中,「控制社會」的內在治理,工作狀態不再能與生活狀態區分以致無限,對控制和享樂的「上癮」(註1)。我們又為什麼會期待一個新的世代,有可能不像《荒唐小鎮殺人事件》中的角色Aurélie一樣,在一個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豬圈》(Pigsty)式的荒謬悲劇中被豬吞噬?

2019年5月26日 星期日

Double R Diner的燈滅了

《雙峰:回歸》中的諾瑪。

文/壁虎先生

我想雙峰鎮的鎮民最近應該都已經知道,飾演我們最心愛的RR店主諾瑪(Norma Jennings)的佩吉·利普頓(Peggy Lipton)在最近離開了我們,享年72歲。

雖然對那些25年前就生活在雙峰鎮的老朋友來說,「老去」與「死亡」幾乎就是第三季所有人的故事核心,但當諾瑪在2017年再度無預警地出現在RR的吧台前並重新以逆天的美震懾住我們的時候,我們以為諾瑪不會老去。

對利普頓我也只知道她在《雙峰》裡的樣子。在一、二季裡的雙峰鎮RR店主,賣全世界最好的咖啡跟甜甜圈跟櫻桃派,FBI探員庫柏的說法是「派如果上天堂大概就是來這裡」。永遠在罩愛上壞男孩的壞女孩、常出包的員工雪莉。年輕時也愛過壞男人,但現在只想跟老實好男人在一起,但老實好男人年輕時為了一些白癡的賭氣跟不愛的人結婚了,兩個成年人只能半夜躲在雙峰森林裡的卡車直到收音機的聲音不見。然後壞男人終於出獄了,勾勾纏云云。You get the idea. Soap opera stuff.

但如果林區有什麼座右銘,那就是他永遠不會小看通俗劇人物中的善惡。

''I'll be fine here.'',諾瑪在第二季第七集安慰雪莉,現在再看這段,能難平靜。



很難想像利普頓曾經在60年代末是多不得了的女神,事實上林區也不知道,據他的說法,他沒看過《The Mod Squad》,只是在看到利普頓的時候發現「啊這就是諾瑪!」而已。

曾經在60年代過上一段嬉皮生活,也曾經被一個叫保羅麥卡尼的渣男渣到,演過《The Alfred Hitchcock Hour》之類的東西,直到在1968-1972年的ABC影集《The Mod Squad》中飾演嬉皮女主而爆紅,這個講述三個惹上麻煩的嬉皮作為交換條件,必須幫警察執行臥底任務的影集,號稱是主流電視劇首次描繪嬉皮文化的嘗試。

以《The Mod Squad》的角色,利普頓拿過金球獎(提名了四次),出過專輯,單曲上過Billboard,後來跟大名鼎鼎的昆西·瓊斯(Quincy Jones)結婚,之後就漸漸淡出螢光幕過家庭生活,直到1990年和昆西·瓊斯離婚,並且在同年以另一個ABC影集《雙峰》中諾瑪的角色重出江湖。

2019年5月7日 星期二

《異裂》結尾的訊息:我們必須重新政治化我們的症狀

奈.沙馬蘭的《異裂》和黑澤清的《散步的侵略者》或許正是當代的《失嬰記》(Rosemary's Baby),它哭求著的是,我們面對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的「無名的問題」,急迫地需要一種新的可能,一種新的政治語言,這是玻璃先生的信念,奈.沙馬蘭的信念。(圖/IMDB)

原文刊載於《關鍵評論》:

【舊片重溫】《異裂》結尾的訊息:我們必須重新政治化我們的症狀(上):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8268
【舊片重溫】《異裂》結尾的訊息:我們必須重新政治化我們的症狀(下):

「在錯誤的生活中,沒有正確的生活。」(Wrong life cannot be lived rightly.)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在《最低限度的道德:對受損的生命之思索》(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中如此寫道【註1】。

我想再也沒有比這句話更能精準捕捉《異裂》(Glass)中的玻璃先生(Mr. Glass)的呼求了。《異裂》是一部傑作中的傑作,而我們再度缺乏有意義的語言去指認它。【註2】作為一部最謙虛的英雄電影,奈.沙馬蘭(M. Night Shyamalan)做到了那些最偉大的電影都應該做到的,賦予他們的角色應有的道德肅穆與尊嚴。

在2000年的《驚心動魄》(Unbreakable)中,布魯斯.威利(Bruce Willis)飾演大衛.鄧恩(David Dunn),一個抑鬱(melancholy)的足球場保全,一個曾經對足球員未來有所想望的,如今他自己的鬼魂 (ghost of his former self)。他的抑鬱是可能性的喪失,是「總還會有不止如此的什麼」的提問能力本身的喪失,他的消極平衡被一場火車意外震動,連同他童年在泳池被霸凌的創傷,他平庸的生活和低社經地位的勞動,爆發出一個黑洞,一個持續籠罩的陰鬱色調。他的抑鬱是他不再能夠找到勞動與生之意義的尊嚴,他發現自己被永遠按在那個童年的泳池裡。

2016年《分裂》(Split)中的凱文(Kevin Wendell Crumb)和他的23個人格是另一個被囚禁的幽魂,被禁錮在流逝的永遠無法完成的不同可能性之中,被禁錮在童年母親長期施暴的創傷裡。這個禁錮實體化為動物園地下室不見天日的蒸氣管線,從動物園管理員/動物的矛盾現實主義(realism)中掙扎出去捕捉到「光」(light)的肉體化的意志,「邪軍」(The Horde)信仰中的「野獸」(The Beast)的降臨。

而還有誰比成骨不全症(Osteogenesis Imperfecta)的伊萊亞.普萊斯(Elijah Price),他的現實被體驗為無法穿透的、讓他支離破碎的一切,更了解精神磨難為何物?這是奈.沙馬蘭的超級英雄,被禁錮在痛苦中的幽魂,一個私刑者、一個野獸和一個恐怖分子。


任何的暴力都是一個象徵困局的「行動化」(acting out),而終於將三個角色集合在一起的《異裂》被獻給玻璃先生,正預示一個革命,那個邪軍在電影片頭耳語著終究不會降臨的革命。

《異裂》是一個甦醒的召喚,一個政治宣言,就像《雙峰:回歸》(Twin Peaks: The Return)透過道吉(Dougie)的沉睡哭求人們從他們的日日愚行中甦醒,它不只是首輓歌。它向著我們呼求一個新的可能,一個新的現實(reality),那個在《人類之子》(Children of Men)中無法誕生的現實。如果《人類之子》的絕望向著我們提問:「文化能夠在新事物的匱乏中存續多久?如果年輕者無法再製造令人驚奇的事物會發生什麼事?」【註3】,玻璃先生的回答是:我們必須重新政治化我們的症狀。

2019年5月4日 星期六

《我們》:魔花的綻放

《天外魔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作為某種不祥的弦外之音,〈花〉的歌詞因而像是一個具有雙重意義的侵略者的演說/恐怖的緊急警報:敲響喜樂的鐘!完美的社會就要來了!/敲響所有的警鐘!天外魔花要來侵略人類了!(圖/IMDB)

原文刊載於《關鍵評論》:
喬登皮爾的《我們》:魔花的綻放,複製人的政治隱喻

文/壁虎先生

在喬登.皮爾(Jordan Peele)的新作《我們》(Us)的最後一顆鏡頭中,歷經劫難的一家人開車駛向美墨邊境,隨著鏡頭拉遠,我們看見「被栓者」(The Tethered)在山谷間超現實地串成一條綿延無盡的紅色人龍,天空中有煙硝、直升機、還有過度美麗的陽光,與Minnie Riperton 1970年讚頌嬉皮革命的歌曲〈花〉(Les Fleur),耐人尋味地構築出一幅末世風景畫。〈花〉的副歌合唱道:

「敲響所有的鐘,歡唱並告訴人們花朵已經來臨,
用喜悅的禱告點燃天空,歡慶吧!因為黑暗已經過去,

丟棄你的恐懼,讓心隨著新時代到來的徵象自由地跳動。」

同樣在1970年讚頌嬉皮的是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無限春光在險峰》(Zabriskie Point),不過正如齊澤克(Slavoj Žižek)在《變態者意識形態指南》(The Pervert's Guide to Ideology)中提到的,該片反諷地成為了嬉皮革命失敗的隱喻,嬉皮美學後來逐漸被除權棄絕(foreclosure)反對資本主義的政治鬥爭意義,而最終被資本主義本身挪用為享樂主義的一部分。

這將我們引入了1980年代,雷根(Ronald Reagan)與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年代,《藍絲絨》(Blue Velvet)那個表面上和諧美好表面下暴力黑暗的年代。

這也是《我們》中年幼的阿德雷(Adelaide Wilson)在電視機前看到「牽手護美國」(Hands Across America)廣告的年代(與《藍絲絨》同一年1986),一個打擊飢餓的慈善活動,650萬人牽手跨越美國,繼承嬉皮美學的美好與過度樂觀,除去了嬉皮革命的政治意涵。

阿德雷長大迎來川普(Donald Trump)美國與再一次的除權棄絕,「紅」(Red)與她的「被栓者」軍團前來討回冷戰和新自由主義所欠下的象徵債務,嬉皮革命和「牽手護美國」失去所有意義,成為集體精神病(psychosis)的病徵。

皮爾對符號天才的敏感在這裡表現得淋漓盡致。

仔細看〈花〉的歌詞,不禁心頭戰慄,因為在它多重層次的意義中還有一個恐怖的呼應:傑克.芬利(Jack Finney)1955年的小說《The Body Snatchers》和它目前為止的四次電影改編:類似植物的外星智慧物種漂流到地球,複製人類的形體,複製的方式是長出類似巨大花苞的東西,從花苞中生出他們想要複製的人類,這些「複製人」長得跟他們的複製對象無法分別,繼承他們的語言與記憶。

唯一的差別,是「複製人」沒有表現「情感」的能力,並且志於消滅情感與個體性(individuality)以共構一個完美的集體社會。複製發生在被複製者睡著的時候,複製完成時被複製者的身體灰飛煙滅,「複製人」因而得以混入人群,在人類眼皮底下生產大量的花苞,直到人類滅亡。

1956唐.席格(Don Siegel)的第一次改編,台灣翻成了《天外魔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花〉的歌詞在這個脈絡下因而像是一個具有雙重意義的侵略者的演說/恐怖的緊急警報:敲響喜樂的鐘!完美的社會就要來了!/敲響所有的警鐘!天外魔花要來侵略人類了!

言說我們的症狀:赤燭遊戲中的大衛林區基因

方芮欣發現自己的房間出現在舞台上,幽魂般看著自己生活的搬演,一個布紐爾(Luis Buñuel)式的場景。但它的悲劇性更令人想到《穆荷蘭大道》,這是《返校》的「沉默夜總會」(Club Silencio)

原文刊載於《關鍵評論》:
赤燭遊戲中的大衛林區基因:我們是否只是一個尚未轉場的幻覺?(上)
赤燭遊戲中的大衛林區基因:我們是否只是一個尚未轉場的幻覺?(下)

文/壁虎先生

自赤燭遊戲於2017年1月推出《返校》開始,什麼東西被永遠地改變了。

這個融合了心理恐怖、台灣白色恐怖政治歷史與民間信仰符碼的2D心理恐怖(Psychological horror)冒險解謎遊戲,精湛地一刀切穿了壓抑在台灣社會集體記憶腦隨裡的創傷肌理,其集結驚人的影像創見、精緻時代考究、傳統民俗與現代電子樂,以及漩渦般深入意識最深處的故事結構的美學成熟度,不只令近年試圖處理相同題材的所有台灣電影望塵莫及(儘管在《天邊一朵雲》和《回程列車》這樣的例子中乍現了真正的影像反思的靈光),甚至在兩岸三地造成了巨大的輿論漣漪。至於《返校》即將改拍的電影版本,壁虎先生僅保持謹慎地悲觀。

然後是2019年,以3D第一人稱心理恐怖形式之姿,赤燭再度以立即成為經典的《還願》進行了一次大躍進,赤燭真正進入世界直播主的焦點中,而我們近乎是親眼見證著歷史的發生,以及歷史詭異而可怖的陰魂不散。隨著赤燭捲入「維尼事件」,以及電視媒體的徹底墮落,我們不得不自問,我們是否生活在另一個黑暗時代?我們什麼時候才能走出方芮欣的迷宮般的翠華中學,或者《還願》杜豐于的那個煉獄般的公寓,我們的存在是否只是一個尚未轉場的幻覺,只要過了那個看不見的轉角就會被永恆的黑暗所吞噬?

是在這個驟雨般的時刻【註1】,儘管《返校》、《還願》的各種時代考據和劇情分析已經汗牛充棟,筆者想回來談談另一個主題:赤燭的遊戲乃至心理恐怖遊戲的敘事如何成為可能,它們的美學根基,尤其有一個人總是沒有被提及:大衛.林區(David Lynch)。

儘管林區本人並沒有涉入電玩製作的藝術領域(有趣的是,他的確曾為PS2拍過一系列迷幻破表的電視廣告)【註2】,然而林區電影深深地影響了遊戲的發展,尤其恐怖遊戲在21世紀初向心理恐怖的轉向,以至於幾乎成為眾多遊戲製作人的非正式精神導師。

然而一個近代(恐怖)遊戲史的回顧顯然不是這裡能夠容納的,本文因而將重點擺在林區的創見在遊戲敘事中深植自身的幾個重要轉捩點【註3】,試點出心理恐怖遊戲的敘事如何成為可能的其中一個脈絡,以及赤燭的遊戲如何以一種迂迴的方式,似乎成為台灣真正解開林區式美學密碼的影像敘事作品。【註4】